明清时期的赛鸽和赛鸽会

　　我国从明代开始，逐渐把传信鸽用作比赛鸽。由于宋代信鸽的大量增加，其中用于传书的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作为玩赏。鸽主在用信鸽传书时，有些信鸽在途中游失它乡而不能归巢，这是常事。所以鸽主主要用三五羽，甚至十几羽同时放飞，归巢时有的率先而归，有的则姗姗来迟，也有杳无音信的。于是引发了一种比一比传书快慢的构想，赛鸽活动就随之产生了。
　　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在苏北淮阴一带，有一天风雨交加，有一羽鸽子掉落在屋顶上，显得十分疲乏。当被屋主捉住，正准备杀它时，主人发现鸽足上有一件用油纸封裹的信件。屋主看了信封上的字，知道这羽鸽子是从北京飞来的，时间只有3天。北京到淮阴，空距七百多千米。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五百多年前的信鸽已有很高的归巢水平。就鸽主来讲，这羽鸽子是飞失了，如果他同时放出多羽，那么有的鸽子可能已经回归家园。如果单放一羽，他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下次放鸽传书就要多放几羽。
　　明清时期，是信鸽发展成赛鸽的转折时期，发展最早的地区，首推广东一带。当时广东存在的佛山“飞鸽会”、广东“赛鸽会”和“白鸽会”，可以作两种推测，一是纯属赛鸽组织；一是鸽子比赛的会期。从一些记载的史料来看，后这的可能性较大，但从这些完备的赛鸽活动的章程来看，一种帮会式的松散的赛鸽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所有这些，与今天的信鸽比赛有许多类似之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1630-1696年）所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十“鸽”）有这样一段叙述：
　　“广东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立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调七也，则以印半嵌入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寺）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飞来（寺）而归，一日自横石（驿）而归，皆知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其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是人千鸽而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300多年前“佛山放鸽会”的赛项竟与今天的3关赛一模一样，第一关，清远东临寺到佛山的空距是75千米，第二关飞来寺为95千米，第三关英德横石驿为155千米。这是欧洲200多年以后才达到的水平。
　　清乾隆年间，苏州也有放鸽会，有“红脚鸟跟人飞，碧云照凤凰翔”之说，姑苏人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养鸽人和放鸽会的情景交融。那里的养鸽者把信鸽和观赏鸽混养一起，常见的有“银白底”、“紫球”、“白丝筋”和“白砂”等观赏鸽，一些“铁砂”、“浙江灰”和“点子”等飞翔鸽作为名贵鸽种，每到五六月间举行放鸽会，届时养鸽者聚集一起，开笼放鸽。蓝天中白顶紫羽，五彩缤纷，鸽主们登高览望，赏心悦目。有些鸽主的观赏方法别具一格，他们在放出鸽子后，围坐在一盆清水或一方大镜子前，无需抬头，只是俯首观看鸽影，真是别有情趣。在北京、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和杭州等古都，都有形形式式的放鸽活动。特别是北京，鸽主们都把鸽哨系在鸽尾上，鸽子在蓝天飞翔，哨音遍及大地，时宏时细，时远时近，真有“疑是仙乐落九天”之感。
　　明末清初的赛鸽在南方较盛行，而《鸽经》却产生于黄河入海处的山东。由此可见，当时的养鸽、赛鸽并不限于广东，而很可能遍及神州大地。
《鸽经》共分“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和“赋诗”等六章，是一本比较精练的养鸽全书。在“飞放”一章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信鸽的品种特色。
　　《鸽经》作者为今山东省邹平县的张万钟。据考证，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1592-1644年，成书时间约公元1622年。据国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养鸽著作始见于1780年，而《鸽经》早于他们158年。
　　当时的山东，养鸽之盛，有一则资料可作佐证。山东曲阜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四十八世颜清甫，久病卧床，他的幼子偶然弹伤一羽鸽子，想给父亲补补身体，宰杀时发现鸽子羽毛中间有一封书信，上写：“题云家书付男郭禹”，这是郭禹的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郭禹原是山东曲阜的地方官，这时已调任去远平府上任。颜清甫命儿子把死鸽和信件一起松动远平府郭禹处。郭禹见到鸽子和信件后凄然地叹道：“畜此鸽已十七年矣，凡有家音，虽隔数千里，亦能传至。”说罢就命家人把死鸽埋葬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羽超远程赛鸽，但竟是一羽十七年鸽龄的老鸽子。史料中的“数千里”和“十七年”，可能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它确是一羽优良的信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