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V”鸽舍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访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郭蓉

文/庄妙福

   前年在编写《上海信鸽史》时，何业丰先生曾提供“在四川中路126弄11号韩钟衍的鸽棚里躲藏过中共地下党员”的线索，躲藏者就是解放后任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郭蓉。上世纪50年代，郭蓉还每年来看望韩钟衍。韩钟衍是“中国胜利信鸽协会”（简称C.V.U.）会员，棚号169号。韩钟衍后来就是何业丰的岳父。为了了解核实这一史实，几经周折，终于在2005年8月初了解到了郭院长的住址。

    去年8月10日我写信给郭院长，向她了解“鸽棚避捕”一事。郭院长收信后就给我来电，说当年躲在鸽棚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位姓张的女同志，已于2004年去世了，并说已将我的信转给了她北京的同学，请他回忆。北京的同学于去年9月回信，说当时的具体情况都记不清了。郭院长又将此信的有关部分寄给了我。为了搞清事情的原委，我与何先生于去年12月31日一同拜访了郭蓉老院长。82岁的郭院长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有关情况：

    1947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开展了一系列地下斗争，包括宣传活动，如举行飞行集会等。处于国统区的上海，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上海当局为攻破所谓“飞行堡垒”，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整天警车乱叫，入室抓人。郭蓉和韩光远（安全起见，当时改名叫韩奋）都是上海昆山路146号东沪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党员，韩奋是该校中共地下党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天，郭蓉到韩家对韩钟衍说：“你的鸽棚里要拉根电线装盏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为躲避国民党警察局的逮捕，韩奋来到四川中路韩钟衍的家，躲藏在鸽棚里，主人用一把大锁锁住了鸽棚门。韩奋就此躲过一劫。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北京的同学”。

    又有一次，上级通知郭蓉去接应一个中共地下党的女同志，她是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原址就在“华师大”内）的学生。因大夏大学的地下党被叛徒告密，那里的中共党员都要撤出避难。接头的暗号是郭蓉腑下夹把伞，对方手持报纸在看。两人互见暗号，接上了头。大夏大学女同志轻声说：“我叫张英然。”张随即跟着郭到杨树浦，在郭蓉之兄家中躲藏。后来，张英然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四川中路韩钟衍家的鸽棚里躲藏过。

    “鸽棚避捕”的第二天，由韩钟衍的胞弟韩钟溪于清晨把地下党党员送到东边不远的外滩码头，乘小舢板过黄浦江逃生。韩奋离开上海后去了解放区，在路上又巧遇郭蓉之兄，两人同行投奔革命队伍。解放后韩奋曾留在汉口工作，后来到上海，最后又调北京工作，现已在京离休。

    上海“中国胜利信鸽协会”会员韩钟衍一家，在白色恐怖时期，冒着“通匪”之罪的危险，利用鸽棚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员，为革命作出了贡献，“C.V.U.”169号鸽棚也因此增光，这是韩家的光荣，也是“C.V.U.”的光荣，更是我们上海鸽界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