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也就是刚上学念书，有一次跟父亲到下面的一个基层粮所去玩，见院子里有一群白鸽，我就自顾自跟鸽子玩上了。临返回时，那位养白鸽的叔叔，见我很喜欢，就用面粉口袋子装了一对，放在小夏司机的后备箱里，说是给我玩的。回来的路上就下了一个蛋，弄破了。用箱子做了个巢，挂在门檐边上，不久就养家了，育出了小鸽子，可爱极了。父亲在市粮食局当领导干部，他出差上海常带回一两对信鸽幼鸽，于是，在茂名市委宿舍区八号楼，就有了几只信鸽在飞来飞去，给宿舍区增加了几分生机，我的小伙伴们也很喜欢逗着鸽子玩。或者，今天可以说这就是粤西最早引进的信鸽，可能也不算过分。
可天有不测之风云，1966年“文革”的浩劫象乌云压顶而来。我哥俩受父亲的影响，喜欢玩鸟，养鱼，养小动物，这时候却影响了父亲的处境。“造反派”要把养金鱼、养信鸽、养小动物的海陆空“走资派”拉下马，大字报猛烈地炮轰，戴猪笼高帽游街，父亲和许多革命老干部一样辈受冲击。但是，就是在这逆境之中，家里的信鸽被作为保留项目，硬是躲着藏着，在最不显眼处养着。家居的老式房子，有一个仅供小便用的洗手间，老广州雄和小上海母就养在上层的暗格里。有一次，“造反派”的一个小头目，详装着检查卫生，来了个突然袭击，还说是要借小便处一用。我母亲处变不惊，把一大把菜叶下脚料倒进便盆，然后，推开厨房的二道门从容不迫地迎出说：“这便盆早就坏了，我们都是上公厕的”。小头目碰了软钉子，悻悻地走了。
当环境好转，鸽子就又会高高飞翔在蓝天上。我家随父亲工作调动到了湛江，而后来一段时间内，茂名市委宿舍的来人都关心地提起，开始时，总会见到我家的信鸽飞回去探亲。它们两地往返飞行，现在看来两地只有70多空距，难怪它们跑回去探望老临居，新家这边是察觉不到的了。
忆往昔，激起我内心一丝丝的悲凉。
记住养信鸽有“文革”那一段受压抑的插曲，在后来的赛鸽活动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困难都会觉得算不了什么，因为岁月已经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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